今天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國民黨左派政治家廖仲愷先生逝世100周年建筑設計 。

廖仲愷1877年出生于美國舊金山建筑設計 。1902年赴日留學，就讀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系預科和中央大學政治系，任中國留日學生會會長。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任同盟會總部的副會計長和外務部干事、外務部副部長。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赴日本，參加反袁護國斗爭。1915年，任中華革命黨財政部副部長。1921年5月，任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代理總長。1924年6月，任廣東省長、黃埔軍校黨代表，被稱為“黃埔黨軍的慈母”。7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此后，又歷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部長、農(nóng)民部部長、東征軍第一任黨代表、軍事委員會常委、軍需總監(jiān)、大元帥府秘書長等職。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任財政部長。大革命時期，廖仲愷積極同中國共產(chǎn)黨合作，領導開展工農(nóng)群眾運動，推動并捍衛(wèi)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成果，被譽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第一功臣”。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被國民黨極右派刺殺身亡建筑設計 。8月25日，廖仲愷遺體暫厝廣州市駟馬崗朱執(zhí)信墓旁。1935年9月1日，國民政府為廖仲愷舉行國葬，將靈柩移葬于南京孫中山陵園西側的紫金山南麓。

為紀念廖仲愷先生，我們特轉載南京工業(yè)大學朱閣琿、郭華瑜、胡占芳等學者的文章，以資紀念建筑設計 。

廖仲愷何香凝墓（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片來源：小紅書@雨猴

廖仲愷何香凝墓建筑設計解析

——兼論民國時期國葬墓建筑布局與形制特征

文 | 朱閣琿、郭華瑜、胡占芳

來源 | 《城市建筑》2024年第7期

01 研究緣起

國葬是以國家名義為有特殊功勛者舉行的最高規(guī)格葬禮，代表國家對逝者的高度尊敬與表彰建筑設計 。廖仲愷與孫中山逝世于同一年，國民政府為表彰他為國家和民族所做的貢獻而作出“國葬”決定，并附葬中山陵園，是近代史上國葬且附葬的第一人。

但廖墓建設歷程頗為曲折建筑設計 。廖墓營建自1925 年，因時局動蕩至1937 年方全部落成，其間十多年，經(jīng)歷了兩部《國葬法》的變革，廖墓籌備之初，一切事宜皆按照國葬最高規(guī)格設置，擇址于南京鐘山天堡城下，毗鄰中山陵園，委托剛獲得中山陵競賽頭獎的呂彥直為責任建筑師。至1935年重啟廖墓設計建造時，呂彥直已病逝，故重新委托參與中山陵項目的建筑師劉福泰負責。與此同時，第一代留學歸來的中國設計師帶回西方體系化的設計方法，建筑形式上普遍體現(xiàn)“中國式”之民族復興的要求[1]。

作為近代中國建筑史較少提及的個案，廖墓的建設充滿時代環(huán)境的矛盾性與復雜性，其建設過程體現(xiàn)了近代國葬制度的變革及對中國傳統(tǒng)形式的現(xiàn)代化探索建筑設計 。而在國葬機制下，廖墓與同時期國葬墓有何異同？面對山地地形與“中國式”的要求，廖墓擇址與布局是出于中國傳統(tǒng)相地擇址觀念，還是現(xiàn)代工程合理性的考量？與中山陵是否有呼應？對于西方設計手法與中國傳統(tǒng)形式風格之間的矛盾，設計師又是如何進行取舍與平衡？

廖墓營建過程保存的資料僅有1935 年工程說明書一份和劉福泰繪制的工程圖紙四幅（見圖1），兩位建筑師鮮有關于該項目的言論建筑設計 。本文通過對廖墓場地的體驗與繪圖抽象工作，從歷史研究與現(xiàn)狀解讀兩個方面出發(fā)，解析廖墓設計中的要點關系，并從國葬儀式的需求、山地地形對建筑布局的制約，以及平面組織手法幾個視角探究近90年前建筑師設計時的種種考量。

02 近代國葬墓建筑規(guī)格及布局特征

近代第一部《國葬法》頒布于1916 年，在適用期間僅為黃興、蔡鍔、孫中山三人建設陵墓并舉行國葬建筑設計 。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頒布近代第二部《國葬法》，廖墓于1935 年再起營建事宜時，國民政府已依據(jù)新《國葬法》為譚延闿和黎元洪舉行了國葬典禮，其中譚延闿墓，以及與廖墓同期籌備營建的范鴻仙墓皆附葬于中山陵旁。

2.1 近代國葬墓建筑規(guī)格

關于國葬墓規(guī)格樣式建筑設計 ，第一部《國葬法》有較為細致規(guī)劃：

1. 墓地四周環(huán)以墻垣，前置墓門，立碑于門外之左；2.墳墓高寬方圓無定式，墓前或后樹石碑一，標題姓氏；3. 相度地勢建筑饗堂三楹，中間龕一，安設神位；……左右余屋各二間，存置祭器什物及為致祭者休息之所建筑設計 。[2]

這表明近代國葬墓的空間序列繼承了傳統(tǒng)墓葬建筑的三個功能要素：謁陵（墓門、墓道）、祭拜（祭堂、石碑、墳冢）、休憩（附屬建筑）建筑設計 。核心為祭祀?yún)^(qū)，墳冢單獨位于圍墻之內(nèi)，石碑立于墓門之外，致祭對象為祭堂；整體布局依地形設置, 并無一定之規(guī)。

相較于第一部，第二部《國葬法》僅對決策與執(zhí)行機構進行更替，陵墓規(guī)制與祭祀制度其實相差無幾[3]建筑設計 。從另一角度來說，國葬主要目的是構建公祭儀式的秩序以標榜墓主生前功績和政府職權，故國葬墓的營建首要滿足國葬典禮的儀式需要。第二部《國葬法》中增加“國葬儀式”專法，儀式流程與參與者應行禮儀更加規(guī)范，從儀式需求可反推該時期陵墓建造要求：陵墓主體墓穴工程完工時舉行國葬典禮，待國葬之后繼續(xù)營建墓地其余部分；國葬典禮核心部分為移靈安葬與公祭儀式，主要祭祀對象為安葬靈柩的墓冢，儀式場所位于墓穴前，而祭堂則在國葬典禮之后完成建設，以供后期民眾祭拜。故墓冢區(qū)域需要包含可容納一定人數(shù)的祭祀空間，與之相對地減弱了祭堂的重要性。

2.2 近代國葬墓建筑布局特征

陵墓基于國葬儀式的需求而建，但布局方式仍有差異建筑設計 。從各墓建筑布局（見圖2）中可看出，譚、范二墓墓冢（寶頂）區(qū)與祭堂相互獨立，由順地勢曲折布置的墓道相連，祭堂位于中部，盡端為墓冢，各自加以獨立圍墻。此舉以刻意回避臺階路徑直達墓區(qū)的方式，采用迂回路徑并在其間穿插多樣小品，謁陵、祭拜與休憩三個功能相互交錯，既實現(xiàn)對地形的巧妙利用，也通過自然環(huán)境的過渡引導參觀者逐步進入祭祀氛圍。與這種自然式布置路徑不同的是中山陵，采用一以貫之的中軸線統(tǒng)領整體布局，祭堂與墓室前后并置于墓道盡端，墓道隨地形變化呈直線上升態(tài)勢，借助自然之勢突出盡端祭祀?yún)^(qū)的焦點地位。而設置唯一祭祀?yún)^(qū)并環(huán)以圍墻的方式，也恰應和了第一部《國葬法》規(guī)制。

廖墓在建筑類型上吸收早期國葬墓的特點，根據(jù)儀式需要簡化建筑類型，僅保留石碑與寶頂作為唯一核心祭祀?yún)^(qū)，取消祭堂建筑設計 。建筑布局則采用與中山陵一樣的中軸線進行組織，軸線南北向布局，順應地勢上升使主軸線序列形成爬升的儀式感，以烘托軸線最北端最高點的祭祀?yún)^(qū)（見圖3）。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功能銜接處的處理不同，中山陵有完整的陵門、碑殿與祭堂墓室建筑以進行功能的轉換與過渡，廖墓則通過墓道終點處臺階平臺的高度變化與三次方向轉折提示墓道與祭祀?yún)^(qū)的分界，在有限的空間中利用參觀者自身動線與視線的變化實現(xiàn)功能的過渡。

03 廖墓選址特征

從國葬墓與中山陵附屬陵墓的功能定位來看，陵墓基址既要考慮自然景觀質(zhì)量以滿足紀念性功能和工程實施可能性，又要兼顧與中山陵的關系以滿足政治需求建筑設計 。譚、廖與范三墓，皆位于中山陵南側，在陵前的廣闊地帶分散布置，彼此之間關系松散，但附葬墓在規(guī)模和高度上均小于、低于中山陵，主從關系明顯。譚延闿墓位于靈谷寺軸線東北，范鴻仙墓在登山道東側山坡，都布局在山凹延伸部位的較高處以回避顯而易見的場地匯水（見圖4）。

廖墓基址由廖仲愷之女廖夢醒與廖墓籌備委員會共同決定，位于南京鐘山磨盤山，中山陵園西南部，明孝陵之西，天堡城下地一區(qū)[4]716，最高點高程較中山陵祭堂低108 m建筑設計 。該址坐落于坡度較平緩的山崗之上，北側略有山峰凸起，其后為天堡峰，滿足北側靠山之勢，但仍不同于古代傳統(tǒng)方位布局學說擇址于山凹處以實現(xiàn)“藏風聚氣”的要求。但從現(xiàn)實施工角度來看，于山崗處刨槽可以減少土方造價等現(xiàn)實問題的難度，場地施工較易。

面對山地地形坡度、高程和土方帶來的不規(guī)律性，廖墓與中山陵也有相同的思路建筑設計 。二者基址皆以鐘山主脈為背屏順山向而布，同時都依照山崗地勢的偏角對軸線方向進行扭轉（見圖5）。中山陵軸線呈北偏西3°，廖墓軸線呈北偏西5°，不似明孝陵嚴格保持正南北方向軸線，而是使軸線垂直于等高線，這使得陵墓在保持嚴整軸線的同時達到與地形的和諧，場地主軸線與鐘山原有基地特質(zhì)產(chǎn)生關聯(lián)，從而取得自然形勢與紀念性功能的策略性平衡。繼續(xù)延伸廖墓與中山陵的軸線發(fā)現(xiàn)，兩組軸線并不達山峰頂點，而是錯落于主峰之側，并沒有明孝陵軸線順山勢與獨龍阜相接的態(tài)勢。這表明在擇址時雖曾考慮基址走向以及墓穴與周身山脈形勢上的關系，但對于墓穴點位的選擇并未如古代相地一般嚴格，不同于傳統(tǒng)方位布局學說的考量，而是更看重工程策略的合理性。

04 廖墓建筑布局分析

在廖墓布局中，設計師選擇用爬升的軸線應對地形并約束節(jié)點設置，通過節(jié)點的轉折和高度的變化，細致地引導并調(diào)控參觀者的行動路徑和心理感受，而對節(jié)點的巧妙處理和連接也反向強化了軸線的導向性和祭拜對象的重要性建筑設計 。

4.1 軸線約束與引導

廖墓地處山崗，整體場地落位于等高線相對疏朗的區(qū)域，基址自身存在南北高差，在布局中即利用自然地勢構成南北向軸線，根據(jù)地形的陡峭緩和程度進行對應布局，引導空間和功能的轉換建筑設計 。在軸線約束下，利用墓道與臺階消解高差變化，將地形自然地融入建筑序列中，同時將地形在工程上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見圖6）。沿軸線實現(xiàn)功能性高度抬升的同時回應場地山勢，空間的統(tǒng)一性由此延伸至與環(huán)境的統(tǒng)一。

4.2 節(jié)點定位與分區(qū)

廖墓空間序列按照祭祀流程保持了完整的休憩、謁陵與祭拜三段，在功能交接處以臺階平臺為節(jié)點，限定整體空間的布局結構（見圖7）建筑設計 。第一個節(jié)點為門檻式的石闕平臺；第二個節(jié)點為墓道與祭臺之間的三段臺階平臺，包含高度變化和三次方向轉折，臺階的重復與轉向產(chǎn)生遞進的節(jié)奏，一步步強化后方空間的重要性。兩個節(jié)點皆在視線可直達的情況下通過復雜行動的路線，以參觀者自身行為的變化控制心理的變化，在簡潔的空間序列中，賦予建筑群更多觀覽層次。在兩個節(jié)點前后各有一個廣場空間作為過渡，在線性路徑后驟然放大空間尺度，空間的轉向及空間尺度的對比包含了對下一功能的暗示。隨功能變化和節(jié)點定位，陵墓被分為三個結構性區(qū)域：入口休憩空間對應緩坡與平地，以望柱作為兩側紀念性節(jié)點并界分陵墓內(nèi)外；中段謁陵墓道對應陡坡，經(jīng)由 80 m 的路線上升7 m的高度；盡端祭拜區(qū)為平緩區(qū)域，核心是 330m2的祭祀平臺，后部弧形圍墻環(huán)繞寶頂亦為全園最高點。

4.3 結構空間的比例關系

從平面組織的角度，廖墓在軸線控制下的各結構空間則是用一種幾何的比例尺度去調(diào)節(jié)各個局部空間組織在一起的關系，并通過功能的引導加強序列的秩序感，形成完整的構圖以及和諧的場所感受建筑設計 。

經(jīng)過對廖墓的實地測繪發(fā)現(xiàn)，墓道寬度和寶頂直徑皆為 9m，祭臺寬度為 27.88 m，寶頂直徑與祭臺寬度之比恰為1:3建筑設計 。故選擇寶頂直徑為單位尺寸，在平面圖中建立網(wǎng)格（見圖8），發(fā)現(xiàn)整體平面的比例考究有跡可循。三個結構空間——簽到廣場、墓道和祭祀?yún)^(qū)南北方向比例接近5:8:8，墓道和祭祀?yún)^(qū)比例為1:1；祭祀?yún)^(qū)中，祭臺和石碑寶頂區(qū)進深比為5:3，祭臺平面為矩形內(nèi)收四角，長寬比為3:5；兩個節(jié)點處的臺階平臺與其前后緩沖廣場的進深比分別為1:3 和2:3。

在廖墓兩位建筑師的西方布扎體系訓練中，比例尺度正是構成的關鍵[5]建筑設計 。3:5、3:2 等比例皆是西方古典建筑中的重要比例關系，其比值接近黃金分割比0.618，視覺效果上更易取得和諧美的感受。在呂彥直于1925 年設計的中山陵中，祭堂平面長寬比為3:5，祭祀?yún)^(qū)與墓道進深之比為2:3（見圖9）；在近代中國民族風格建筑中也有類似構圖。

5 建筑形制特征

在1935 年廖墓設計要點中增加“墓用中國式”之形式風格要求[4]716，此為新首都南京在城市建設活動中對建筑風格表現(xiàn)的明確追求建筑設計 。1925 年，中山陵設計競賽要求建筑形式采用“中國古式而含有特殊與紀念之性質(zhì)”[6]149，至1929 年公布的《首都計劃》中形諸文字：“要以采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為最宜?！盵5] 而“中國式”形式風格具體為何？統(tǒng)覽中山陵八份獎方案，皆通過建筑本身具有象征性的結構及構件體現(xiàn)此要求，如在建筑立面上石刻仿古式的裝飾立柱與斗栱；1931 年設計的譚延闿墓，設計師楊廷寶對中國傳統(tǒng)建筑類型進行了改造，建筑立面以西式古典比例構成組織北方官式建筑形象，以此回應“中國式”的要求[7]。這皆表明當時關于“中國式”的形式風格仍處于摸索階段，并無特定專指的標準，可根據(jù)設計師取向及任務條件而定。

廖墓設計中對中國式的闡釋與表達主要體現(xiàn)在建造細節(jié)的處理上建筑設計 。在各空間交會處皆設有中國傳統(tǒng)建筑要素，如望柱、石闕、寶頂?shù)?，均以混凝土澆筑并外覆石板或刻畫出石板痕跡。各構筑物保持著傳統(tǒng)要素的組織結構但簡化了紋樣細節(jié)，甚至用西式古典要素替換了某些細節(jié)的刻畫，整體呈現(xiàn)出延續(xù)傳統(tǒng)形式但又有別于古代傳統(tǒng)規(guī)制的中西交織的陵墓形象（見圖10）。

墓道入口處的石闕采用漢代墓闕形式，有完整的闕基、闕身、闕樓和闕頂四部分，但同樣將闕身的雕刻裝飾簡化為石板紋樣，不似前朝石雕的精致華麗而顯樸素大氣建筑設計 。墓表對稱設置在前導空間兩側，作為祭祀與世俗空間的分隔，保持了傳統(tǒng)望柱的基座、柱身、柱頭三段式構成，簡化柱身中通體云紋龍飾，八角形須彌座的基座與六邊形柱身一樣通體不飾雕刻；柱頭下方雕飾蓮狀花紋，承露盤上為一只簡化了鱗片的坐獅。寶頂位于陵墓盡端，由混凝土澆筑外覆石板。寶頂上部為直徑 9m 的球體，中部與基座同為八角形，中部環(huán)繞 24 根多立克式壁柱。與 1935 年的設計圖相比，廖墓建成寶頂縮小了圓頂高度，增大了基座高度，在總高度不變的同時中段壁柱部分三段式結構更為完整。

06 結語

廖墓的社會背景和設計師的教育經(jīng)歷使其設計呈現(xiàn)復雜的內(nèi)涵，卻最終表現(xiàn)為簡潔明了的空間結構建筑設計 。相較于同時期其他中山陵附葬國葬墓，廖墓建筑類型更為簡潔，對自然地勢的利用，以及各功能空間的組織皆以突出核心祭祀空間為目的；以西方古典比例關系組織各結構空間，建筑風格更直接地采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元素與西式建造細節(jié)結合，用形式化和歷史主義的方式表達“中國式”風格?；蛟S因為出自同一設計師之手，廖墓對中山陵的呼應也更為直接，對山崗自帶高差的基址條件，建筑布局同樣采用嚴格對稱的主軸線控制手法，通過墓道直線上升的態(tài)勢強化地形特征，在功能交界處增加臺階和轉向以提示功能變換并消解地形影響，將地形高差融入建筑布局中，取得建筑與場地的統(tǒng)一。

近代中國的國葬墓是政府彰顯其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統(tǒng)性的公共平臺，一切規(guī)制極為隆重[8]，而具體的營建仍處于摸索階段，廖墓以儀式流程為出發(fā)點進行建筑布局，其設計建造亦是中國傳統(tǒng)建筑形式與西方古典設計方法較早期的一次碰撞建筑設計 。在此之后仍有各紀念性建筑不斷通過對西方范式的借鑒與運用，改良自身傳統(tǒng)建筑形式，以期追求中國傳統(tǒng)形式的現(xiàn)代化表達，皆為續(xù)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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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兼署內(nèi)務總長范源濂呈大總統(tǒng)擬定舉行國葬修建專墓事宜及致祭禮節(jié)文[Z]．[ 民國] 政府公報建筑設計 ，1917（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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